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由吳洪澤箋證的《東都事略箋證》，引發了學界對于古籍整理，尤其是南宋王稱所著《東都事略》史料價值及整理方法的新一輪討論。該書以其在傳統古籍整理基礎上進行的創新嘗試，為我們重新審視這部紀傳體宋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東都事略》作為記錄北宋九朝歷史的重要文獻，其史料價值毋庸置疑。然而，由于成書年代較早，且歷經輾轉流傳，書中難免存在訛誤、疏漏，以及與后世史料記載不盡相同之處。傳統研究往往側重于將其與《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其他史料進行比對，以期還原歷史真相。吳洪澤的《東都事略箋證》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和考證，力圖從多個維度重估其史料價值。
首先，該書的箋證工作不僅僅停留在簡單的文字校對和注釋層面，而是將考證史實作為主要內容。吳洪澤將《東都事略》與《宋史》、《隆平集》、《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文獻進行了細致的比對，對于其中存在的歧異之處，逐一進行了箋釋考訂。這種嚴謹的考證態度，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理解《東都事略》所記載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從而避免因輕信孤證而導致的誤判。
其次，該書對于《東都事略》未載的人物卒年信息進行了補注。人物卒年的確定，對于研究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社會關系以及政治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吳洪澤通過查閱相關文獻，補全了《東都事略》中缺失的卒年信息，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更為完整的資料，也展現了其對于歷史研究的嚴謹態度。
此外，吳洪澤在箋證過程中，充分吸收了學界相關的考證成果。他廣泛查閱了前人的研究著述，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納入到自己的箋證之中，并注明出處，既尊重了前人的學術貢獻，也使得自己的箋證更加全面和深入。這種開放式的學術姿態，體現了新時代古籍整理應有的精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東都事略箋證》在編年系日方面的考證。作為一部紀傳體史書，《東都事略》在時間順序的呈現上，天然弱于編年體史書。然而，時間對于史學研究至關重要。吳洪澤有意識地加強了對編年系日的考證，理清了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脈絡，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種對“文本生成”的重視，體現了他對讀者需求的深刻理解。
在?？狈矫?，《東都事略箋證》也展現出獨特的特色。古籍整理的難點在于如何把握“改字”的尺度。整理者需要區分古籍原書的錯誤和流傳中出現的錯誤，避免“激進”的校勘，即把原書的錯誤也一股腦地修正過來。吳洪澤在?？边^程中，能夠區分不同錯誤的類型，有意識地將原書錯誤置于“箋證”而非“校勘”之中，體現了他對古籍原貌的尊重。
該書對于舊校的吸收也十分全面。清人錢綺、繆荃孫曾對今藏于中國臺灣地區的覆宋本《東都事略》有過校勘，并撰有詳細的校勘記。吳洪澤將前人的校勘成果融入校記，悉數予以吸收，并一一標明且不掩前人之功，這種做法體現了他對學術傳承的重視。
盡管如此，《東都事略箋證》也并非完美無缺。有學者指出，該書在制度表述和專名標點方面存在一些錯誤，且存在少量的誤校、漏校，以及箋證深度稍顯不足的問題。這提示我們，古籍整理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工作，需要不斷地完善和提高。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不足而否定《東都事略箋證》的價值。正如文章開頭所言，該書在傳統古籍整理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創新嘗試，為我們重新審視《東都事略》提供了新的視角。它的優點在于：一方面，作者秉承了《古籍校點釋例》的原則，力求準確、清晰、簡明；另一方面，作者又不墨守成規，在?？边^程中，既提供了版本上的依據，又提供了他書中的例證，使得改字的理由更加充分。這種做法，雖然有損于簡明，卻能讓?？备鼮榭茖W。
此外，該書的整理者還體現出一種可貴的學術精神，即錙銖必“?！焙筒粎捚洹胺薄?。錙銖必“?！钡暮锰幵谟谀苡行П苊庑？敝械南氘斎?，也能幫助整理者及時彌補自身知識上的欠缺。而不厭其“繁”的關鍵則在于能充分考慮校勘證據鏈與邏輯鏈的完備。這種以學術為心的精神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長高度專注的時間，從而提高古籍整理的質量。
在古籍整理邁向以學術為導向而揭舉“深度整理”大旗的今天，標點、?？迸c箋證理應視作古籍整理不可或缺的“標準流程”。而在具體的工作中，雖然標點最易反映“質量”，箋證最能體現“深度”，但仍需堅持以校勘為整理的核心。以?？睘楹诵?，在充分吸收既往優秀傳統的基礎之上，以錙銖必“校”與不厭其“繁”為指導方針和精神指歸，在完成了文字梳理的同時，也能深入理解文字背后的邏輯，為準確標點增添了一重重要保障，最大限度避免因個人知識結構的缺失造成的標點誤斷；以?？睘楹诵模忠蛑O銖必“?！迸c不厭其“繁”，也建立起了原文本與他文本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了可與原文本進行比勘的“材料組”，不但為箋證提供了堅實的材料基礎，同時也避免了漫無目的、毫無章法，甚至是沒有意義的箋證。因此，校勘絕不僅是比對不同版本的文字異同，更應將其視作古籍整理工作的“規范”。
新世紀以來，隨著古籍數據庫的不斷開發與廣泛使用，互聯網上能檢索到的信息日漸豐富，加上人工智能技術的日新月異，古籍整理工作的難度逐漸走低，已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從技術層面而言，只要“喂養”足夠的信息，古籍整理中的?？迸c標點工作，基本可以交給機器完成。就此而言，以普及為目的的古籍整理已沒有過度耗費人力的必要。服務于專業研究的學術性古籍整理，理應成為重點的發展方向。這就要求古籍整理絕不能止步于“校點”，而應將具有學術性的深度整理當作目標。
《東都事略箋證》的出版，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一個積極嘗試。它既是對傳統古籍整理的繼承，也是對新時代古籍整理方向的探索。盡管它還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所呈現出的某些特點和趨向，卻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例如，該書在?？边^程中，既重視版本依據，又重視他書例證的做法，體現了古籍整理應有的科學態度；該書對于編年系日的考證，體現了古籍整理應有的讀者意識；該書對舊校的全面吸收，體現了古籍整理應有的學術傳承。
總而言之，《東都事略箋證》是一部值得關注的古籍整理作品。它不僅為我們重新審視《東都事略》的史料價值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我們思考新時代古籍整理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古籍整理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古籍整理工作的未來將會更加光明。而像《東都事略箋證》這樣的作品，也將在推動古籍整理事業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