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3日，德國新一屆聯邦議會選舉以一種近乎預期的節奏落下帷幕。選前的民調精準地預示了選舉結果，基民盟/基社盟（以下簡稱聯盟黨）雖然再次占據議會第一大黨的位置，但其勝利卻顯得黯淡無光。極右翼選擇黨（AFD）支持率飆升，幾乎鎖定議會最大反對黨的地位；而老牌左翼政黨社民黨（SPD）則遭遇了自二戰以來最為慘烈的選舉滑鐵盧。
選舉中唯一的懸念——自由民主黨（FDP）和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能否跨越5%的門檻進入議會——最終未能實現。這直接影響了議席分配，并一度為聯盟黨帶來與社民黨組建多數執政聯盟的希望。
然而，與選舉結果的平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選前后德國社會一系列戲劇化的政治事件，深刻揭示了德國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失序正在加速。曾經被視為歐洲大陸穩定基石的德國，如今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何種政黨組合，都難以擺脫巨大的政治慣性，帶領德國走出困境。深入分析此次大選的得與失，不難發現，無論是勝選者還是失利者，都將被卷入政治漩渦，難以自拔。而真正的失敗者，無疑是普通德國民眾，他們最終將為所有政策的后果買單。
此次大選前，已經發生了引人深思的事件。1月22日，在拜仁州阿沙芬堡，一名年輕的阿富汗籍尋求庇護者，在避難申請被拒后，持刀襲擊幼兒園兒童，造成傷亡。此前不久，馬格德堡圣誕市場汽車沖撞人群事件的嫌疑人同樣具有移民背景。這兩起接連發生的社會安全事件，無疑加劇了民眾對安全的焦慮。
聯盟黨總理候選人默茨敏銳地抓住了選民對移民問題的擔憂，推動議會審議限制移民的“五點計劃”，包括永久性邊境檢查、禁止無有效入境文件的人員入境以及立即拘留待遣返人員等措施。在選擇黨的“助力”下，該計劃在議會獲得了“偶然的多數”。
然而，聯盟黨的這一“勝利”立刻引發了德國社會的強烈反彈。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抗議基民盟向極右翼靠攏，示威者高呼“我們都是防火墻！”、“整個柏林都恨基民盟”等口號。社民黨、綠黨和左翼黨則譴責聯盟黨“偷偷跨過了盧比孔河”。包括前總理默克爾在內的基民盟重量級人物也公開譴責本黨逾越了政治紅線。最終，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數名聯盟黨議員在具有法律效應的《限制移民法案》表決時投了反對票，該法案最終未能通過。
這一系列戲劇性的政治事件導致“防火墻”議題在選舉前一個月內迅速升溫，壓倒了移民、經濟、氣候變化和社會福利等議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防火墻”作為德國特有的政治概念，旨在防止主流政黨與極右翼政黨合流，倡導對極右翼政黨（選擇黨）采取不合作態度，以捍衛德國的民主。然而，全國性的“防火墻”運動并未能阻止選擇黨支持率的上升。盡管選擇黨中那些極端言論，例如公然使用沖鋒隊口號“一切為了德國”，將第三帝國稱為“德國1000多年成功歷史中的一點鳥糞”等，在媒體上受到批判性地反復播放，選擇黨的支持率仍然較四年前的大選提高了一倍。
在本次大選電視辯論時，默茨曾表示，“我希望墻后的火焰不會在德國蔓延成燎原之勢。”但事與愿違，所有的“防火墻”努力非但沒有阻止火勢，反而成為了助燃劑。越來越多的選民轉向選擇黨，并非因為他們對法西斯主義或強硬的右翼民族主義有了更多的認同，而是因為選擇黨經常獨自對抗鐵板一塊的主流共識：從移民、氣候能源問題到性別意識形態，選擇黨通常是唯一一個敢于質疑既定陳詞濫調的聲音。
德國政府最重要的經濟顧問之一格林教授認為，“選擇黨對當下的德國社會中亟待解決的移民、能源和經濟等議題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但是，他們給出了極端和錯誤的解決方法?！?/p>
在幾乎所有這些選民關心的議題上，綠黨和社民黨的政策支持率都跌破了三成。在政策上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他們最終轉向了“防火墻”，即反對極右翼。通過將焦點集中于攻擊極右翼的極端民族主義，他們試圖使選擇黨提出的其他合理的社會議題批評失去合法性。因此，“防火墻”成為了他們在拒絕在政策上做出實質性改變的同時用以抵御批評的最后防線。
值得注意的是，“防火墻”是敵我思維的產物。一方面，這導致了近年來政治爭斗的粗鄙化，對政治對手暴力攻擊性的增加；另一方面，對敵人的鄙視和妖魔化，將會助長“正義一方”道德化和神圣化自己所捍衛的政治議程和立場，從而失去自我糾錯能力。
奧登堡大學的公法學教授博梅-內斯勒認為，“在民主政治中，不應該有自我道德化和神圣化的立足之地，不應該將政治對手當作敵人，更不應該將20%的選民看作是政治賤民。他們應該通過相互溝通和爭論，為所有人找到共同的解決方案?！?/p>
也有另一些學者冒著“政治風險”，對“防火墻”作出了善意的批評和建議，他們認為如果對現任政府和政策不滿的普通民眾受到的是誹謗而不是尊重，他們就會有強烈的被忽視和被邊緣化的感覺?！胺阑饓Α狈堑荒芙鉀Q問題，反而加劇了人們的挫敗感，加劇了人們被邊緣化的感覺，從而加劇社會的分裂。事實上，選擇黨正是利用了這道“防火墻”，通過人們的挫敗感和被忽視感迅速壯大。因此，禁止程序、排斥或誹謗只會讓選擇黨的支持率繼續上升。
基民盟總書記林內曼在接受采訪時談道，“傳統主流政黨必須去接手選擇黨提出的那些議題，以便使選擇黨的選民離開極右翼政黨，重新回到中間派政黨的陣營中。”也就是說，只有當傳統政黨敢于走到“防火墻”背后，阻止火勢的進一步蔓延，才有可能在主流政黨和選擇黨之間筑起更堅固的“防火墻”。經過此役的大敗，如果社民黨和綠黨依然鴕鳥式地躲在“防火墻”背后，拒絕去解決選民所關心的議題，那么他們離看到隧道出口的光亮還遙遙無期。
2022年，曾經離開政壇10年之久的默茨重新當選為基民盟黨主席，他被視為能夠帶領基民盟挽狂瀾于既倒的人物。然而，選舉的結果顯示，他并不是合適的人選。雖然時隔三年多聯盟黨又一次回到了權力舞臺的中心，但是，這次勝利最多只能算是一次慘勝。聯盟黨獲得約為29%的選票，去掉聯盟黨中基社盟的得票，基民盟此次僅僅獲得23%左右的選民支持，是該黨在歷史上第二差的選舉成績，僅好于上次選舉4個百分點。即使是在史上最差的紅綠燈聯盟當政期間，作為最大的在野黨，基民盟并沒有漁翁得利。而比起略顯慘淡的選舉成績，未來的組閣執政是聯盟黨更為頭疼的問題。
現在擺在默茨和聯盟黨面前的共有如下三個選擇：1）與選擇黨組成偏右翼的政府；2）組閣失敗，進行再次大選；3）與社民黨或者其他左翼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不過，任何一個選擇似乎都會通向一個死胡同。他們在未來幾年極有可能因為施政不佳，使得聯盟黨在民意支持率上重蹈社民黨暴跌的覆轍，曇花一現的默茨則將不得不背上將基民盟拽入深淵的罵名。
毫無疑問，在當下德國的政治空氣中，沒有任何政黨會與選擇黨一起組閣，與選擇黨聯合執政等于政治自殺。在選舉前的電視四方辯論會上，默茨就嚴詞回絕了魏德爾伸出的橄欖枝。除了當下的德國政治氣氛，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使得聯盟黨不愿意與選擇黨聯合組閣，即選擇黨是基民盟揮之不去的“陰影”。
首先，默茨在競選基民盟黨主席時，他的一條重要競選承諾是：讓選擇黨的支持率減半。但是，此次選舉選擇黨的得票數較上次選舉增加一倍。所以，它讓默茨本人十分難堪。
其次，選擇黨一定程度上是基民盟政治路線斗爭的產物。選擇黨的創黨人之一高蘭德就是當年從基民盟出走的。當年，因為不滿默克爾過度左傾的政策，將基民盟帶入了“歧途”，高蘭德憤然脫黨，參與創建了選擇黨。選擇黨也吸引了部分基民盟中更趨于保守的前黨員和支持者。一個由“叛徒”組建的政黨現在的發展勢頭好于基民盟，這是讓他們難以釋懷的。
最后，在所有有參加組閣資格的政黨中，選擇黨與聯盟黨的政綱最為接近。這也就是為什么，魏德爾反復強調，只有與選擇黨一起組閣才能實現聯盟黨的政綱。在移民、能源和經濟等各方面兩黨都有做出結構性改變的意愿，但上述領域的問題幾乎又都是在默克爾的任期內埋下的。聯盟黨要如何面對選擇黨的拷問：為什么貴黨之前把這一切都搞砸了？貴黨對此又承擔了什么責任？
選舉結束以后，社民黨新一任的議會黨團主席克林貝爾立刻表示：“社民黨是否加入政府還是未知數。我看到默茨的一些言論，這加深了與社民黨的鴻溝?！边x舉結束以后，基民盟向議會提交了一份題為《國家資助組織的政治中立性》的問卷，包含了500多個問題，集中質疑了眾多NGO組織的資金來源問題。選前在“五點計劃”通過后，“奶奶反對右翼”、“德國自然保護聯盟”和Campact平臺等NGO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對極右翼的示威活動，他們甚至攻擊了基民盟在柏林的總部。而這些NGO被發現大多接受了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持，并且也與左翼政黨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克林貝爾的妻子就是某家受到政府資助的NGO的高管。
聯盟黨認為，首先，NGO如果接受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持，那么，它就不是“非”政府組織了；其次，政府資金不應該被用來支持特定黨派的政治議程，尤其在大選期間，不應該被特定黨派用于反對其競爭對手。這樣的行為可能已經違反了政黨機會均等的憲法原則。
左翼政黨立刻回擊稱這是聯盟黨對NGO的民主和公民社會的正面攻擊。聯盟黨和左翼政黨在NGO、媒體和智庫機構問題的沖突無疑折射出當下歐美左右翼愈演愈烈的意識形態沖突。一方面，右翼政黨希望切斷這些機構的資金來源，這將造成左翼對社會、媒體和學術界等各領域的影響力銳減，因此，這是從經濟和社會控制力兩方面瓦解左翼，必定招致左翼的反彈；另一方面，即便是像基民盟這樣溫和的右翼政黨都已經感到，左翼政黨已經越過了反對極右翼的紅線，通過這些有違憲嫌疑的影子機構，對整個保守派和非“編碼正確”的理念發起了攻擊。
當然，意識形態的激烈沖突不是社民黨可能拒絕聯合執政的唯一原因。從本次選舉結果來看，社民黨在大城市輸給了綠黨，在工人階級群體中完敗給了選擇黨，已經徹底失去了他們的選民根基。鑒于德國現在處于任何政黨執政都無一例外面臨民調大跌的政治窘境，如果社民黨此時再加入聯合政府，那么，未來社民黨的民意支持率跌破10%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之事。屆時，這個活躍在德國政壇時間最長的老牌政黨將不得不面臨真正的生存危機?；蛟S，在經過四年極其失敗的執政之后，此時，休養生息不失為一個最優方案。套用林德納的名言：“不執政比錯誤的執政要好。”如果，社民黨拒絕聯合執政的話，默茨組閣失敗的風險就大大增加。當然，無論是默茨還是聯盟黨都無法承受組閣失敗帶來的巨大政治沖擊。由于，選擇黨在選舉中的異軍突起，自民黨沒有過5%的及格線，直接被踢出了議會，聯盟黨在組閣伙伴的挑選空間上極其有限。因此，他們只有一個選擇：不惜一切代價與社民黨達成組閣協議。
雖然，聯盟黨需要盡一切可能與社民黨達成組閣協議，但是，選舉以后聯盟黨和左翼政黨之間關于NGO、媒體和智庫機構影響問題的爭論非但沒有偃旗息鼓，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聯盟黨中基社盟的領導人索德爾指責NGO和智庫在上屆政府擁有過大的權力，“尤其是在綠黨掌管的部門里，非政府組織就像章魚一樣蔓延開來。綠色和平組織掌管著外交部，ATTAC掌管著經濟部?！边^去幾年紅綠燈政府執政期間，幾件重要的政治丑聞也直接與這些“民間組織”有關。比如，經濟部長哈貝克的前秘書格拉欽，因被發現與各類氣候環保相關的民間機構、組織和公司有嚴重的裙帶關系，最終不得不狼狽辭職。聯盟黨認為，不肅清這些已經深度滲入聯邦政府的機構和組織，會為未來聯盟黨的執政埋下巨大的隱患。然而，聯盟黨與社民黨在這一問題上較勁又必定會為組閣蒙上陰影。
雖然，聯盟黨作為選舉的贏家主導組閣，但是，組閣的主動權實際上掌握在社民黨手中。一方面，聯盟黨要對社民黨外圍組織動刀子；另一方面，聯盟黨又要“求”著社民黨組閣。所以，為了組閣成功，一圓默茨的總理夢，他們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政綱上向社民黨做大幅度讓步。對于社民黨來說，他們坐在組閣的談判桌前就是對聯盟黨最大的讓步了，聯盟黨在談判桌上幾乎沒有能撬動社民黨的籌碼。
默茨在選前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會與任何不同意“五點計劃”的政黨聯合執政，但是，在勝選后的幾個小時內立刻改口：“我們沒有人想要關閉邊境?！彼谝泼裾呱蠋缀跬耆蛏缑顸h妥協了。另外，基民盟在選舉政綱中承諾，維持債務剎車原則，不再擴大政府借債。但是，一經勝選他就開始積極推動調整債務上限。該調整需要得到議會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通過，由于，強烈抵制調整債務剎車的左翼黨和選擇黨在新一屆議會獲得了超過30%的議席。為了防止他們攪局，默茨希望聯合社民黨和綠黨強行通過對債務剎車的改革，將未來龐大的軍費支出與債務剎車剝離。此外，默茨與社民黨人達成了一項建立5000億歐元“特別基金”共識，以此來重整德國破敗的基礎設施。大量經濟學家指出，這項所謂的“特別基金”實質上是債務的疊加。默茨力推的這兩項改革可能新增的債務數額令人咋舌。
選舉前后，默茨判若兩人，勝選后，他沒有像競選時承諾的那樣，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即以更多的市場經濟取代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糾正大量的預算濫用，以便利用現有的財務資源來支持他的政策。他沒有取消發展援助，沒有削減在氣候政策中的大量低效補貼，同樣也沒有徹底改革德國的能源政策。與此相反，默茨只是簡單地舉債，假裝問題都能解決。
德國選民好像從來沒有被如此地欺騙過?，F在，綠黨和選擇黨都不約而同地把默茨稱為“選舉騙子”。基民盟秘書長林內曼勝選后接受采訪時坦言，聯盟黨至今并不曉得如何在社民黨作為執政伙伴時，實現聯盟黨競選時提出的政綱。默茨給出的答案是，既然無法實現聯盟黨的政綱，那么就去實現社民黨提出的政綱。所以，我們不禁要問，到底誰贏得了這場選舉？聯盟黨還是社民黨？默茨還是克林貝爾？
在過去的三年多時間里，由社民黨和綠黨主導的各項政策，招致了德國有史以來最低的施政支持率。上屆交通燈聯盟中，自由民主黨扮演的角色是對社民黨和綠黨的左翼政策踩剎車的角色。從自民黨此次選舉不到5%的得票率來看，選民認為自由民主黨的剎車踩得遠遠不夠。然而，默茨非但沒有吸取自民黨失敗的教訓，反而完全放棄了踩剎車。在這次選舉中，遭到慘痛失利的社民黨從聯盟黨那里獲得了最多的獎賞。聯盟黨在政綱上倒向社民黨，或許在未來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默茨和聯盟黨今天的“勝利”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明天該黨又一次災難性的失敗。
此次選舉的投票率是兩德統一之后最高的一次，可見民眾急于通過選票來改變德國的政治現狀。然而，選舉結束不到一周，他們就遭到了當頭棒喝。他們非但沒有看到改變，反而變本加厲地遭遇了被他們否定的政策。默茨對選民的背叛可能最符合選擇黨的心愿。他們的總理候選人魏德爾早已表示，選擇黨希望在此次選舉中支持率翻番，2029年是該黨獲得執政機會的最早時間窗口。一心想圓總理夢的默茨似乎無意也無力去打破魏德爾的這個劇本。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德國就會出現我們最不愿意看到的場景。
此次大選，社民黨和綠黨輸在了選票上。聯盟黨和默茨因為在政綱上向社民黨一邊倒，“實質上”輸掉了這次選舉。然而，最大的輸家一定是每一個普通的德國人。他們不僅被政客欺騙和背叛，同時也將迎來一個更艱難、更不確定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