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迅速城市化的現代社會，豬的身影已經消失在大部分人的視野里，但在各地的文化意象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常與豐收、繁榮相關。從良渚文化的天帝騎豬巡天圖、祭祀使用的“三牲”，到漢字“家”（即由“屋頂”與“豬”組成），都能反映出豬在中國文化與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世界各地廣泛養殖的豬種主要是品種改良后的豬，如約克夏豬、杜洛克豬、長白豬、伯克夏豬等?；蚋牧己蟮呢i種均以快速增重能力和較高的瘦肉率著稱，具有高效的飼料轉化率——這些特點在工業化養殖的技術下顯得更加突出。
現代改良豬種出現之前，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養豬方法。在中國，豬種的馴化受到當地農業模式的影響?？脊艑W和基因研究表明豬從野豬馴化而來，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的定居生活和農田耕作為豬的馴化創造了獨特條件。人類逐漸將野生豬圈養起來，讓它們以農作殘余物和廢料為食，從而降低了人與野豬在食物上的競爭。豬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從野獸轉變為家畜，變得依賴人類提供的食物——如谷物和其他農副產品。這改變了豬的生理特性，使其變得更加短腿、圓身，并且具有較高的脂肪儲備能力，適應了農業經濟的需求。
以華南地區為例，當地以稻作為主的農業使得豬被大量用于處理稻谷殼和廚房廢料，也因此產生了許多地方性豬種，如梅山豬和太湖豬。它們普遍具有耐粗飼、高繁殖力和適應環境變化的特點。
古代歐洲地區和亞洲的豬只養殖方法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歐洲豬只的早期養殖模式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在北歐和中歐，森林資源相對豐富，當地的豬主要依賴溫帶森林中的橡果、山毛櫸果實等為食。這種以林地為基礎的放養方式被稱為“橡果放牧（mast feeding）”或“林地放養（pannage）”。農民將豬驅趕到森林中覓食，利用橡果等植物性食物成就可食用的肉類。而在地中海地區，由于森林資源的匱乏，豬的養殖規模和經濟重要性相對較低。
在歐洲橡果放牧的馴養方式下，豬的野性特征得以保留，表現為體型瘦長、四肢強壯、行動靈活，并且經常與野豬交配，從而使歐洲古代的豬具有較強的覓食能力和生存適應性。然而，農民只能在秋季和冬季利用橡果等季節性森林資源，豬的放牧在其他季節會受到限制。此外，這類放養的豬只長期在森林活動，生長速度相對慢，肉質較為粗糙，故生產的效率不高。
當然不是沒有人嘗試過改良豬種的養殖方式。古羅馬時期的羅馬農學家科盧梅拉（Columella）在其農業手冊中建議農民不要完全依賴橡果喂養，而是使用豆類、無花果等農業副產品為豬提供補充飼料。這些改進措施提高了豬的增重效率，并推動了短腿、圓身的豬種在羅馬都市化地區的形成，然而這種集約化養殖的嘗試隨著西羅馬帝國的衰落而中斷，歐洲中世紀初期的豬養殖又回歸到以林地放養為主的模式。
在波利尼西亞群島，豬由航海者從新幾內亞和近大洋洲引入，并且發展出特別的人豬關系社會。豬并不作為食物，它們只屬于國王，而且只能在節日里祭祀和食用，是帶有神圣屬性的動物。島民只會在重大儀式中宰殺豬，并將豬肉作為重要的祭品，例如塔希提島上的豬被視為“財富”的體現，常在祭典中被酋長分發給村民，從而展示其慷慨和地位。在夏威夷，豬作為禮物和貢品，成為酋長和部落成員之間維系關系的紐帶。除此之外，豬還被視為家庭成員，其生存和健康直接關系到家庭的社會形象。它們可以在村莊之中自由活動并覓食，也無人計較它們對農作物造成的損失。
波利尼西亞群島的養殖方式也使得當地豬只呈現出獨特的特征：根據18世紀歐洲探險者和傳教士相關的文獻記錄，這里的豬不僅體型較小且靈活，看起來“更野生”——較小、更瘦、毛發更多，并且后腿較長。探險者視其為島民對“自然的尊重”和“與環境的和諧共存”。盡管這些觀察可能帶有一定“高貴野蠻人”的敘述色彩，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對豬的態度。
以上地區的豬看似相關度不高，但實際上和改良豬種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18世紀起頻繁增長的全球貿易、農業技術革新和工業化進程為豬種改良提供了條件。瘦長體型和生長較慢的豬已經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和市場需求。同時，歐洲各地圈地運動的興起減少了公共林地，更使得農民需要尋找高效且適合圈養的豬種。雖然當下的文獻不足以精確還原每一次豬種引入的細節，但根據學者通過有限的歷史材料和現代生物科學對豬只的線粒體DNA的分析來看，中國豬種大約在1700年由商人或探險家帶至英國，用于農業試驗或改良本地品種。歐洲與亞洲之間的貿易交流在18世紀初日益增加，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殖民機構在推動動植物資源的轉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學者據此推斷，中國的豬種可能是通過海上貿易網絡由中國或東南亞的港口運往歐洲。當時的英國農業手冊和畜牧指南開始關注中國豬，并記錄其在養殖中的優越性。手冊中描述中國豬為“小型黑色豬種，體型圓潤，能夠快速增重，且肉質鮮美”。中國豬種的特性吸引了歐洲商人的注意。農民將引入歐洲的中國豬種和歐洲本土豬種雜交育種，創造出具有更高經濟價值的改良品種。這些新品種因快速增重和較高的瘦肉率而受到歡迎，不但滿足了快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肉類產品的需求，也成為工業化養殖的基礎，確保了人們有不間斷的豬肉供應。
被改良后的豬種在20世紀上半葉開始被引入中國?！段饔斡洝防镓i八戒的形象從原先的“黑豬”變為“白豬”也是這一過程的一個例證。這也使得有些人發出中國本土的豬被外來豬替代的感慨，甚至于出現“洋豬入侵”這種充滿民族主義敘事的論述。事實上，所謂“洋豬”與中國豬種有緊密的聯系。可以說，豬的流動和改良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了農業生產力的標準。在這一過程中，豬不再僅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通過其生物特性（如快速增重、高效飼料轉化率和高繁殖力）被塑造成一種“活的技術”，徹底融入了全球化下的商業網絡。豬也由此從自然界的生物變成一種類似機器的生產單位，為日益高速現代化的世界提供高效的肉類食物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