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圍堵左翼的“安全帶”：抵制數字封建主義
歐洲政治舞臺近年來越演愈烈的趨勢令人擔憂：右翼民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力量共同瓦解了對極右翼的防線，轉而建立起針對左翼的“安全帶”。這種政治動態不僅削弱了左翼黨派的影響力，還對社會運動、環保組織、工會以及更廣泛的公民社會產生了壓制性的影響。
在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的領導人魏德爾近期在馬斯克的社交平臺“X”上發表了極端言論。盡管這些言論極具爭議性，但它們反映了極右翼觀點在歐洲政治中的進一步正常化。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極端立場不僅得到了廣泛傳播，還逐步滲透到了主流政治之中。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甚至與德國選擇黨共同投票，通過了加強移民控制的議案。這表明，曾經堅守的政治防線如今已經被打破，甚至徹底逆轉。
在奧地利，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更為顯著。以前，由于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的納粹歷史背景，主流政黨往往避免與其聯合執政。然而，近年來，自由黨不僅逐步擴大了政治影響力，還可能在未來的政府中占據主導地位。更為嚴重的是，奧地利人民黨與自由黨之間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議程。在社會民主黨提出階級斗爭和社會正義的主張后，奧地利人民黨寧愿選擇與極右背景的自由黨合作，也不愿接受主張社會公平的左翼。
這種動態不僅局限于國家層面。在歐盟議會，保守派和極右翼也在逐步聯合起來。歐洲人民黨不僅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建立聯盟，還將左翼視為主要的政治敵人。例如，歐洲人民黨對歐盟委員會副主席里貝拉發動政治攻擊，并在議會中邊緣化左翼和綠色黨派的聲音。甚至在議會選舉中，歐洲人民黨也依賴極右翼的支持來鞏固其政治地位。
這一趨勢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左翼不僅在政治領域被排斥，還在話語權上遭到全面壓制。在法國，總統馬克龍領導的中間派“復興黨”積極將左翼描繪為“極端”，試圖將其排除在“共和陣線”之外。他甚至通過歪曲議會選舉結果，否認左翼聯盟“新人民聯盟”在議會中贏得了最大黨團地位。此外，馬克龍還與極右翼領導人勒龐和巴爾代拉秘密會面，試圖在削弱左翼的同時，與極右翼達成共識。
馬克龍的策略不僅是政治上的排斥，更是一種語義上的攻擊。通過將“極左”塑造為與極右同等危險的存在，他成功地將反對派左翼的合法性邊緣化。這種語義操控也體現在歐盟層面。比利時前總理索菲·威爾梅斯就明確表示，新自由主義力量將對“極左”實施隔離政策。在這一過程中，曾經象征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國”概念被重新定義為一種排他性、紀律化的價值體系，用以壓制一切挑戰主流邏輯的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左翼的“安全帶”趨勢不僅針對左翼黨派，還波及更廣泛的公民社會，包括環保組織、工會和人權團體。在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曾試圖將人權組織“人權聯盟”定為犯罪，并對環保組織實施嚴厲打擊。同樣，在奧地利和意大利等地，政府也采取措施限制工人的罷工權。在歐盟層面，類似的打壓同樣存在。歐洲人民黨試圖利用“卡塔爾門”腐敗丑聞，將非政府組織定為目標，推動限制這些組織活動的立法。這種打壓，顯然更符合極右翼的政治訴求，而非傳統的保守主義價值觀。這也表明，主流保守派為了維護自身權力，已經全面接受甚至主動推動極右翼的排外和壓制性政策。
這種圍堵左翼的趨勢不僅破壞了政治領域的平衡，也削弱了社會對改革的接受能力。當主流政治力量選擇與極右翼合作，并將左翼視為主要敵人時，社會公正、環境保護和工人權益等關鍵議題被邊緣化，民眾對政治體系的信任也隨之下降。要逆轉這一趨勢，歐洲需要重新定義政治話語的框架，并重新建立對極右翼的防線。
同時，歐洲還面臨著“數字封建主義”的挑戰。數字平臺巨頭通過“注意力租金”的抽租模式，攫取了不合理的利潤，而這種模式阻礙了創新、加劇了不平等，并損害了民主。要抵制數字封建主義，歐洲需要創建一個以公共利益為中心的去中心化創新生態系統，對數字平臺的算法和數據使用進行監管，并投資于自主的數字基礎設施。
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如果任由數字巨頭主導人工智能的發展，它們會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壟斷地位，并利用人工智能來攫取更多的注意力租金。歐洲需要建立一個以公共價值為中心的創新生態系統，防止人工智能被少數公司壟斷。
歐洲圍堵左翼的“安全帶”以及數字封建主義的挑戰，是對歐洲民主和社會正義的雙重威脅。要克服這些挑戰，歐洲需要團結起來，重新定義政治話語，構建一個更公正、更民主、更可持續的社會。